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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何农村更易发生“刀剑”争是非?

有媒体报道,湖南益阳市安化县一村民砍伤6人,行凶者付某35岁,是2017年建档立卡的“贫困户”,其中一名伤者为当地“村支书”,另有4名伤者因劝阻时被砍,目前,6名伤员均无生命危险,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。

 

就事论事,案件的类型并不复杂,属于民间“血案纠纷”中较为常见的案例。但是,就“安化男子砍伤村民事件”的发生地,基本过程,涉事人员而言,却又显现出较为特别的地方。比如,发生地在农村,行凶者为“贫困户”,核心受害者为“村支书”,劝解者为“普通村民”。这种情境下,即便案件还没有完全厘清,似乎也会让人不自觉的脑补其中的发生逻辑。

 

从某种意义上而言,这也反映出乡村世界的基本生存法则。所以,对于“安化男子砍伤村民事件”而言,撇开具体的事实,以及案件发生的具体逻辑,就“刀剑”争是非的闭环里,我们有必要搞清楚几个方面的问题,以便对农村是非中的争取逻辑,有更全面的认识。

 

其一:“公器意识”淡薄的农村,为何更信奉“刀剑博弈”?

 

事实上,我们都知道,在不少农村,即便日子过的越来越丰富,但是“公器意识”(利用公共手段解决问题的意识)依然没有建立起来。当然,这其中的阻力,包括“主动的放弃”和“被动的绝缘”。主动的放弃,就是农民们因自身的意识认知狭隘,不太愿意主动的接触“公器”;被动的绝缘,就是大环境下,个别权势的猖狂,导致农民们不相信“公器”,也就是人们常讲的:人家有权有势,告状也没用。

 

这种双向认知局限的阻碍下,不少农民便对“公器意识”越来越淡薄,甚至弃之不用。所以,对于一些农民而言,在遇到不公平境遇的时候,如若能忍就忍,实在忍不了,就会以“刀剑”去讨公道,即便很多时候,所谓的公道与血案并不能划等号。但是,在道义上又好像实现某种公平,只可惜这种公平本身,往往却是悲剧的。

 

但是,就行凶者而言,撇开其罪恶的事实,在其行凶的逻辑里,似乎存在着某种“私域正义”,这种“私域正义”有可恨的一面,也有可悲的一面,它反映出乡村世界的复杂,也折射出底层民众渴望公道的决心。说到底,要不是有天大的不公,谁会举刀砍人?

 

其二:贫困户、村支书可能发生的脑补画面。

 

从媒体所释放出的信息而言,行凶者“贫困户”和核心受害者“村支书”对抗的逻辑,基本坐实。但具体因为什么,还没有相应的结论。但是,就双方的身份来讲,似乎人们也能揣测出一些缘由。一般而言,“贫困户”与“村支书”的矛盾,不外乎就两种可能。

 

一种是,贫困户确实达到贫困补助的条件,但村支书因手握补助的权利,没有给对应的补助,导致贫困户生恨,作出极端的对抗。这种情形的实际根源,缘于乡村补助机制的不透明,基本上靠当地的道德氛围维持,这种情况下,很容易滋生一定程度上的腐败。

 

另一种是,贫困户没达到贫困补助的条件,但因贫苦户飞扬跋扈,就要拿补助,所以产生分歧,恶意报复。这种情况实际上也存在,而且在很多偏僻的乡野中,时有发生。所以,也就能理解,对于乡村干部的选拔,基本上凭的都是所在地域的势力(财力或暴力)。

 

对于,这两种可能,虽然主流舆论会更倾向“第一种逻辑”,但是从客观公正的视角去看,也不应该忽视“第二种逻辑”存在的可能。在事情,没有厘清之前,对于所谓的“贫苦户”或“村支书”都应该有主动声辩和起码的无罪推定的权利。

 

其三:“刀剑”争是非,终究会陷入双向悲剧。

 

在古代,因“公器”的羸弱,“义侠之道”被奉为社会公平的保障。但是,从众多的“侠义”中,我们看到的也都是冤冤相报的连环悲剧,从道义救赎本身而言,几乎没有太多增量。而这也是现代文明中,较为抵触的方式。

 

无论如何,能将刀剑主动砍向别人,作为行凶者的认知里,肯定是受到一定的耻辱,但对于耻辱本身的认知,以及对于利益的争取,到底什么样的方式更为有效,似乎行凶者根本没有想过,或者没有基本的常识衡量。

 

或许有人会说,是不公平惹得祸。可我们要知道,即便遇到不公平,砍人就能就解决问题吗?即便“行凶者”不关心“被砍者”的死活,也应该关心一下自己的未来。毕竟,这不是以“义侠定是非”的时代。于此,就算出发点是对的,但方式错了,就代表一切都不对。

 

最后,强调一个事实,在农村有可恶的基层干部,也有蛮横占便宜的普通刁民,因为时不时就有媒体报道,有一些“假贫困户”在领补助,而“真贫困户”却没有补助,这到底该问责谁?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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